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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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六号院子空坝,算是老院子的一部分。以前的六号院子,也只剩有这个空坝、一截院墙和大门,其他全坍塌成废墟,在十三年前修成一幢六层高的小白楼房。六号院子、七号院子、八号院子,当然包括一些零星搭建的平房,是野猫溪副巷上最主要的房子。这幢楼房在整个贫民区歪斜破烂尚存的黑乎乎的吊脚楼、泥砖和木房中间,非常醒目。

    那时父亲尚在。修建小白楼房时,原住户都各自想办法搬离。父母说人老了,去新地方两眼一抹黑,不好。他们不肯离开老地方,就租了七号院子一间房。

    楼建好后,为尽孝心,我给他们买了五层楼临江的两室一厅,带厨房和卫生间。内销房,价格比外销房便宜好多倍。但是原住户凭可怜的工资大都无钱买房,只有彻底搬走,只有程光头和妓女张妈的儿子两户搬了回来,前者是几个儿女把积蓄拿出来,凑齐钱,后者是儿子借了银行贷款。其他住户都是新面孔。不过十三年住下来,陌生邻居也皆成了老熟人。母亲的丧事,他们倒是很给面子,凑个份子,人前人后递个水,移个凳子。

    看见幺舅坐在一张桌子前,我朝他走过去。

    我握着幺舅的手,问好。几年没见,他头发几乎全白。他接到电话,就带着三个孩子过江来。说是就这么一个亲姐姐,他的一家子得给她守灵。他明显哭过,眼睛还红肿着,神情很哀伤。我说,“幺舅,你是我们的长辈,丧事办得有不对的地方,请千万指点!”

    他说,“三娃子很能干,灵堂设得不错。”

    这下我才仔细打量:紧靠老院子残墙,扎了四米多长的花牌,深绿色底,配有黄色花朵图案,挂着驾鹤西去的横幛,花牌正前方放灵柩,后方正中央墙上是母亲遗像,扎了黑纱,周围放黄白鲜花。花牌上挂挽联挽幛,楼房墙上也挂着挽联挽幛,花圈则放在院子大门内两侧。

    灵柩周遭扎着白绸带白花,有好些新鲜马蹄莲满天星衬托的花篮、成打白玫瑰混合百合和白菊,插在盛水的塑料底座里,以保新鲜。

    我附和幺舅说:“妈妈生前最爱鲜花,三哥倒是细心。”

    “他呀肯舍得这钱?是我打电话从城中心花店订来,要了一个快递。”小姐姐不屑地说。她给我们三人倒了茶水,在桌子另一侧坐下。

    这时三嫂走过来,她拉幺舅到另一桌上去打麻将,那儿三缺一。

    我想问幺舅,母亲怎么会自己事先准备遗像?

    母亲与幺舅最亲,但深知这个小弟弟的性格,一向老实,又怕事,即使有什么,也不会告诉他。我便止住了嘴。母亲躺在装有冰的棺材里,而不是坐在这桌子边,听我或别人说话,她活着时,常常会插几句言,会让我笑起来甚至捧腹大笑。母亲是懂得幽默的人,她知道如何说话,少一个音,间隔一个字,提高或降低一个调,效果完全不同,从这一点讲,母亲是个语言艺术家,而且有表演天才,模仿力强,绘声绘色。可是母亲死了,她不能呼吸,不能听见我说话,也不能跟我说话,她再也不能拉着我的手。我朝她笑,她再也看不见了,她就像一个狠心人,一眨眼工夫,就躲起来,躲到我怎么够也够不着的地方,我怎么想她,她都不会出现。我摸着自己的手,还留有一股她手上的凉气。我必须接受母亲死了这现实。

    但是不能。母亲怎么可以抛下我,独自走了?在那种年代,连口水都会把人淹死的时期,她居然敢把我这个私生子生下来,敢把我养大,独自忍受屈辱和各种可怕的压力不吭声,这样的母亲,不会不跟她的这个孩子告别就走的。

    母亲当然不会离开我。

    我像一个生有双脑袋的怪物,一个脑袋承认母亲死,一个脑袋拒绝承认。两个脑袋互相打架,分不清输赢。

    母亲蹲在地上给我洗衣的形象,从记忆深处透出,逐渐清晰。那时我还没上小学,是一个大年三十晚上,吃过团圆饭,母亲得当夜回白沙沱造船厂,运输队大年初一加班。我非要跟着母亲去,母亲不同意,我抱住她的腿不放。母亲只得点头同意。没有船,我们只得走山路。突然下起雨来,雷声阵阵。

    我紧紧抓着母亲的手,怕滑下山崖去。母亲走到半路,开始埋怨我,说根本不想带上我,我却非要跟着,不听话,给她添事,真是麻烦!我一生气,甩开母亲的手,走出不到五步就滑倒了,一身都是泥。母亲来拉我,我不理会,自己站起来往前走,马上又跌倒了。

    母亲一把抓住我,叹了一口气说,“这辈子莫非妈妈当真欠你?你生生成了我的小冤家!”

    那是我第一次与母亲那么近。母亲带着我风里雨里不知走了多久,最后精疲力竭地站在山岰上,终于看到船厂熹微的亮光。工人的集体宿舍在半山腰上,一共六幢,50年代的红砖简易楼房,三四层高。我们走进第三幢,楼梯上全是灰,墙灰剥落,露出涂了一层覆盖一层斑驳不均的油漆,新标语遮住旧标语,门窗破破烂烂。在二层靠左端里的一个房间,母亲拿出钥匙,开了暗锁。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靠右墙有两张单人木床,挂着发黄的粗布蚊帐,左墙只有一张单人床,搁着旧木箱,边上还有一个小桌子,铺了塑料布,搁了些杯子筷子之类的东西,依墙有一根铁丝,挂了几根毛巾和洗的衣服。母亲的床靠窗,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我睁开眼到处看,想把母亲离家在外睡觉的地方记在心里。母亲倒了暖水瓶的水,把我周身上下擦干净,换上她的一件干净衣服,把我塞进被窝里,顺手关掉头顶扎眼的日光灯。她把我的脏毛衣裤子袜子放在盆子里,蹲在地上洗起来,窗外路灯余光打在她脸上,母亲看上去很美,很温柔。

    我马上就睡着了。

    睡得很香。爬起来一看,母亲没在床上,我找遍船厂,也没她的影子。我大哭着叫妈妈,醒来,发现是一个梦。可是母亲不在房间里,月亮透过乌云堆,孱弱地从窗外照耀下来,这小房间变得阴惨惨,更加冷飕飕。我躺在母亲的床上,害怕极了,关严蚊帐,不敢拉亮灯,也不敢叫。旁边的单人床,罩着蚊帐,却始终没动静。没一会儿,母亲提着两瓶开水进来,她走过来,掀开蚊帐看看我,用手把我脸上的泪痕擦掉。我马上放心地闭上眼睛继续睡。

    那是母亲吗?母亲一向对我蛮横、出奇冷淡,似乎她脸上总挂着一串冰柱子,与我隔阂,是前世后生都不可改变的,像一个后妈,不像别人的母亲那么宠爱孩子,呵护有加,表示亲热。

    面对母亲的关爱温柔,我反倒不习惯了,认为自己在梦里。

    果然母亲第二天早上对我冷冰冰,她把已干的衣服放在我面前,埋怨地说,“要不是昨夜妈把衣服拿到锅炉房烘干,哪有你穿的,真是净给妈添麻烦!”她显得急躁,一副随时要发脾气的样子。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就算那是一个梦,不管母亲之后对我如何不像母亲,我也该满足。

    2

    我坐在六号院子的空坝里,给母亲守灵。

    院门外,没有路人,天光暗黑发紫,看不到星星,也看不到月亮。云层变得又低又厚,铺压下来。我说,“但愿不下雨,一下雨不晓得搭的篷漏不漏?”

    大肚猫一听,赶快说,“我去查看一下。”

    突然一个鬼祟的身影在大门外闪了一下,就不见了。

    我整个神经束都竖起来,陡然站起,跑到大门前,看清楚:那是老邻居王眼镜。她比记忆中更胖,背倒伸得直直,下着石阶,步伐不太灵便,算起来她也该有七十岁了。

    她来干什么?

    王眼镜住在同街的八号院子,灾荒年在一个厂子修建队管秤,将母亲抬的河沙故意倒掉,还压扁箩筐,欺负母亲,没收母亲的临时工证。王眼镜后来调到地段居委会当主任,不时把母亲当成一个道德败坏的分子处理,给母亲小鞋子穿,拿捏母亲,因此年年得先进。我们一家子见着她都怕怕的,尽可能绕道或躲远,生怕她找碴儿。若她找到碴儿,母亲就得到居委会和派出所背书、写检查,遭到好些人训斥。母亲最怕派出所那个年轻户籍,他惩罚母亲与众不同,他在母亲的档案里添文章,说是要和母亲做临时工的单位领导一起来做母亲的思想工作,母亲为此掉了好几次工作。王眼镜常常出现在我小时的噩梦里,甚至我长大成人,照旧做她惩罚我站在雨中被淋得一身湿透牙齿打战的梦。哪怕我出国,回家探望母亲,经过八号院子,王眼镜瞧见我,也一样开骂:“烂私娃子!你这破鞋养的家什,成了作家,得啥子哈巴意!”骂一声往地上吐一下口水。

    有一次国外一家电视台拍我回家探亲的电视片,整条小街都得扫入镜头。王眼镜坐在八号院子天井矮木凳上吃饭,她松掉铁链,唆使她的大黄狗来咬我们,阻止拍片。导演看不惯,出来打抱不平,被她一碗稀饭扣在头上,义正词严道:“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你再来几个洋威风,我王母娘娘照样不信玄!”

    电视片里留下了王眼镜的一个形象:她灰白头发,戴一个棕色镜框的近视眼镜,手举着筷子,嘴角挂着笑说:“拍吧,龟儿子,我就还不信这包药,烂货生的小烂货,出息了,在我这革命群众眼里还是一样!”

    不错,就是一样。

    当天我在电视拍摄时说,任何时候拿起笔来写作,我都是长江南岸那个贫民窟的小女孩。

    多少人会理解这话呢?谁能真正听懂呢?

    母亲能明白。她几乎年年都去庙里,点上七星灯,虔诚地对着蒲团跪下来,口里念叨:“菩萨保佑六妹,给她百合曼陀罗,给她利剑长江水,给她巫山云和雾,给她我的心、我的命,保佑她逢凶化吉,杆子到头路百条,事事通顺。”

    院门口两侧全是花圈,越堆越多,放不下了,靠墙叠放。花圈上的姓名,多半陌生,再看一眼,又似乎相识。母亲生前没什么朋友,死了,一下子钻出这么多朋友,令我吃惊。我打量着花圈上的落款,我们六个儿女都给母亲送了花圈;大部分亲友们也送了,一人一个花圈或两人一个花圈;好些陌生的人,似乎是母亲船厂做临时工的工友;邻居们都送了,一个大花圈,密密麻麻用小楷毛笔写了一长串名字,奇怪王眼镜也在内。

    于是我问一旁的邻居马妈妈,她瞧着我满脸疑惑,说,“一条街一人两元钱,啥人想麻过不给,没门,我非收不可。”

    世上有这样送花圈的?恐怕也只能发生在野猫溪副巷上。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每隔几年,政策一变,每个人关心自己的出路,街上也出现了开火锅店起家的万元户,有了钱,赶快离开这贫民窟,搬到对岸市中区;也有靠卖自己的血为生的老血号,收紧裤带过日子;也有跑到外地做小本生意的人,从此再也不肯和这儿有一点儿联系;也有不少姑娘家往深圳海南跑,混得好的,回来时周身上下穿金戴玉,给父母买一台黑白电视,混得不好的,就消失掉了。打个比方,马妈妈,以前住同院,有一只眼睛生来瞎,丈夫在船上工作,自己做塑料厂搬运工,后来儿子挣了点钱,买了中学街街尾的一幢两层楼的小房子。那儿是一个十字路口,什么人经过,都得过她的门,她就此开了一家杂货铺,安了收费电话,生意兴隆。

    不管日子照常不照常,都说邓小平好,让人盯着钱转悠,不搞阶级斗争,人少和人斗,耳根清净,眼根更清净。王眼镜这个一向拿捏着居民言行的先进街道主任,威风陡减。

    那时六号院子还耸立在脚下这块地上,邻居石妈的丈夫得脑溢血死了,王眼镜搬来与她同住。石妈的房子就一间,在大厨房里左边端头,窗子朝西,长江中的乌龟石和弹子石渡轮依稀可见。王眼镜的丈夫和三个儿子先后得羊癫疯,一个接一个握着拳头、扭过头去走路,眼睛格外恐怖,喉咙堵住,憋气而死。小儿子幸运,长到十五岁也没有遗传父亲的病,他躲瘟神似的逃走了,再也没有回家过。王眼镜与石妈住在一起,惺惺相惜,天天邀人来赌长条牌,咒骂男人。两人手气好,赚小钱可维持平日开支。输了,她们会喝几两五加皮酒,靠江的那个小房间里会传出一段川剧。

    王眼镜学妙龄尼姑:“他把眼儿瞧着咱,咱把眼儿觑着他。他与咱,咱与他,两下里多牵挂。”

    石妈声音提高:“冤家!怎能够成就了姻缘?就死在阎王殿前,由他把那碓来舂,锯来拉,把磨来挨,放在油锅里去炸。”

    两人合:“哎呀,由他。哎呀,由他。”

    可是没有多久,两人翻脸,石妈让王眼镜滚。王眼镜抱着自己的铺盖卷昂着头走了。屋里传出石妈的哭声:“我的命是落汤鸡,是半根稻草。”她哭诉到伤心处,说儿子要带着儿媳回来住,她应该高兴,可就是高兴不起来,这么鸡巴小的一间房,冬天寒心寒骨,夏天当头晒成死老虎,日子看不到头。

    母亲听着,眼泪唰唰往下淌,手里正在往灶上添煤球,一个掉在地上摔个碎,又一个掉在地上摔个碎。

    “妈妈,给你。”我递上一根手绢。

    母亲接了过来,“看妈妈没出息,哭啥子呢?妈妈不哭。”可她眼泪掉得更厉害了。

    母亲不喜欢那个臭婆娘,却要为她哭,为什么?十八岁的我成天跟母亲赌气,一心想考上大学,离家远远,哪会愿意去弄懂母亲的心。

    3

    我一个人上到五层楼。

    推开家门,我大口喘气。客厅里乱乱地堆了客人们的衣物,也没人。我推开右边第一个房间,走了进去。

    这是母亲的卧室:右边是三门双开衣柜,左边是老式五屉柜,柜上有一台十八寸电视,搭着蓝布罩子。平柜边上是父亲做的两根凳子,上面放了三口旧木箱,遮着红麻布。双人床正对着门,档头黑桃心形,在白墙衬托下发亮。床边有把旧藤椅,堆满了被子床单。以前母亲总坐在这儿等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口,回回看见我进来,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