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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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我闭门不出,连续写了三个月,第一个长篇完成。有些像日记,几个在北京的年轻人在1989年的爱情故事,女主人公在遭遇到一系列背叛后,在欢送朋友出国的Party上被警察抓走。有点像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格局。

    他非常高兴,要庆贺。于是我们去了巴黎。与小说中出现的两个朋友见面,也和后来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见了面,没想到他喜欢,写了长序。台湾的出版商,让我尽快修改,以第一时间出这本书,并请了住在北欧的评论家写了序。出版商和写文章的人,全是他的朋友。

    一个英国人办的中文报纸发表了小说片断,这个英国人想出英文版,找了译者,但一拖再拖。

    他说,不能等他们,便译了草稿。有了草稿,就方便多了,送到好些英国出版社和经纪人那儿,少有回信,也只是说不要,大多没有下落。在英国出书根本不可能,我完全打消了这个想法。

    我在大学图书馆读到台湾报纸关于诗和小说大赛,以一种封闭姓名评选的方式,我想去赌一把。

    结果我撞上了好运,又以同样的方式在台湾报纸得了好几次文学奖。这无疑在台湾给自己开了扇出版大门。

    他说,你可以和任何男人女人睡觉,但得告诉我,得戴安全套,我就会对你更好,但不许对别人说爱,不许爱上,我就会永远爱你。他睡着后,我洗盘子碗筷,清洁房间和厨房。那段时间,我们家经常来朋友,住在家里。他有时要我对他的朋友好,要我和他的朋友做那种事。他的朋友当着我的面说,并不喜欢我。客人一走,我就得换被套枕套,因为没有洗衣机,就放在浴缸里用手洗,然后清理掉洗衣粉的泡沫,费力地拧干,装在桶里,费力地提到花园里,晒在绳子上。

    我们有一年冬天去纽约,经过一家高级俱乐部,他说他的梦想,是所爱的女人在这样的俱乐部跳脱衣舞给他看。他问我能不能让他实现这个愿望?我很为难,看到他失望的样子,才点了点头。他与老板谈了好几分钟,老板才同意。时值下午,加上他,只有两三个客人。从未在大庭广众跳过这种舞的我,只是从电影里看过,T台上只有一个舞女在跳舞。我抓了顶齐耳红发戴在头上,走上台。因为爱情而跳舞,自带几分热情和羞涩。最后,我没有脱光衣服,就停住了。

    我朝换衣间走去,套上毛衣,披上大衣出来。

    他说:“很遗憾你没做到底。”他有些不快。

    我们回了一次重庆,那是第一次他见我的父母。当时南岸六号老院子还未拆,楼上阁楼无法住,父母都住在楼下。我们回家后,父母坚持要把架子床让给我们睡。母亲在堂屋搭了一个竹板床,那是冬天,竹板床铺了棉被。早上我起床后,发现母亲已挎着竹篮子从石桥集市买鱼肉蔬菜回来。我们在家住了两天,就搬到城中心一个新建的五星级饭店。他说:“这是你衣锦还乡,你已尽孝道,现在该向外表现,你嫁我是对的,以免别人说嫁了一个糟老头子。”

    小姐姐带着女儿田田来饭店房间洗澡,他给她俩照了好些照片,他说你的小姐姐真是大美人,待在重庆真是亏了她。

    几天后我们回到北京,临睡前他告诉我,在我不在家时,他和以前那位漂亮的女画家联系上了,她来家里见他。她仍穿了漂亮的平绒旗袍,只是换了一种深蓝色,长发盘在脑后,衬出她修长的脖颈。她说对性不太感兴趣,可是特别喜欢不穿衣服,她的胸部下塌,不如几年前苗条。

    为什么要在我不在家时,事后才告诉我呢?我说我要去找她。他非常恼火,说我是一个醋罐子。我指责他不守允诺。

    4

    五年过去,我在伦敦有了一些自己的朋友。倪在英国近十年,住在哈姆斯苔一幢大房子里。有一次我们家请客,我也请了他,他说是前首相西斯请他和朋友去高级餐馆吃饭,还不如我做的回锅肉和排骨白萝卜汤好吃。谈话中间,我说到这部稿子,他说他的教授认识一个很不错的文学经纪人,他愿把稿子带去试试。

    很快有了回音,说是经纪人看了稿子,要求见面。

    这天,我们和倪按约走进一幢维多利亚式的房子。上楼时,倪说这个文学经纪人以前是一个很有名的出版商,现在她和另一个人共同拥有这家文学代理公司,那人名声极大,代理过那本轰动全球的畅销书——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

    我们到了四层。女经纪人四十岁不到,长得非常美,有姣好的身材。她说非常喜欢这小说。她让我等一下,说她的合伙人也要来见面。

    没一会儿,男经纪人进来,他个子很高,五十来岁,他问我有没有经纪人?

    我说没有。

    他说他要代理。

    女经纪人一听,脸色都变了,不过嘴上倒是没说什么。

    见面进行了半个多小时。出来后,陪我去的两个男人比我还兴奋,他们看我的眼光,也不一样,仿佛我已成了畅销书作家。其实,我这个懵里懵懂走进英国文学界的人,对未来浑然不知。

    两个经纪人拿着他的英译草稿在法兰克福书市上卖了十几个国家。他们请我吃饭,庆祝这个非常好的结果。吃完饭,男经纪人当着在座的人说,要开车送我回家,这很绕路,但他不管。

    第二天他打开男经纪人寄来的一封信,当然信是给我的。信很短,句子很热情。但是他火气大,说我在晚上与此人发生了什么感情上的事,而没有告诉他。男经纪人不是一个坏人,他是否超出职业外和顾客之间的纠葛,本不是值得讨论的,他懂得生意经,做我的书做得不错,他甚至先出定金,让我写自传,并且售出,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我的书本身不错。

    那之后发生了好多事,他去澳大利亚看他的女儿和前妻,我又怀孕了,做了人工流产。我很难过,一个人蜷缩在黑暗中,听着窗外的老橡树被暴雨吹打发出可怕的声音。

    那个夏天,他开始在停车场教我开车,因为我不得要领,他不停地朝我发脾气,态度坏到让人无法忍受的程度。后来听人说要想两口子关系变坏,就让其中一人教另一人开车。那年秋天法兰克福国际书展邀请我作为作家参加。他为我准备了个人创作简历和西方出版社出版我书的英文资料。在记者招待会上,男经纪人看见这份资料,认为我有意要跳槽,大为恼火,几乎当场与我翻脸。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欧洲国家请我去做新书宣传。他从来不去,他本意是好,让我自由。那段时间,他是我最好的秘书和精神后盾,所有我与欧洲出版社往来的信件都是他处理,我所有的银行支票、银行账和信用卡也是他处理。

    有一天他照例去学校教书,下午我与他通电话,他抱怨手头写的关于巴黎一朋友的论文是出自我的主意,浪费他的时间,他不仅在我身上花时间,还要花时间在我的朋友身上。他说,他在大学教书是教一些小学生水平的西方人,想回中国,而我不肯回。

    我们在电话里争吵起来。他说你说死,那就去死吧。

    我说我会的。

    他说你是个口头主义者。

    我放下电话就吞了半瓶他的安眠药。换了一件不常穿的白棉布半长衣裳,梳了梳头,躺在床上,心里非常感谢他成全我的心思。活在世上多难,没有一个人爱我,我也没能力爱人,更没有力气再往下走了。

    正好那位巴黎的朋友打电话来,我说了告别的话就搁了电话。他一听不对劲,再打电话,我不接。他焦急万分,打电话给他,他不在办公室,他只好找在伦敦的朋友。朋友又找朋友,找离我最近的朋友,把房门拗开,救护车也到了门前。

    安眠药起了作用,我被抬着上车,好像是在做梦,我听见人说,“她的丈夫来了。”便费力地睁开眼看。暮色之中,他背着他沉甸甸的办公黑皮包,站在人行道牙上,朝我这边张望,那么无辜,不知所措。他真是很无辜,而且看上去那么孤独,那么悲伤。我好想痛痛快快地哭,之后,我便什么都不知道。

    醒来是第二天早上,他坐在床边。他要带我回家,说是医生给我洗了胃,没事了,需要好好休息。一夜之间,他似乎老了许多,我心里满是内疚,对他说,对不起。

    他听了,想说什么,却止住了。

    医院联系了心理医生,每周去两次。心理医生头发灰白,问了好些问题,其中涉及我的身世和成长背景。这个人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功夫,对中国“文革”感兴趣,对三年大饥荒更感兴趣,对天安门事件感兴趣,对中国人到国外也感兴趣,对中国现代化及经济发展感兴趣,心理治疗成了我给心理医生上中国当代历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