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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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五年，即1926年，9月24日，上海公共租界法庭审理这场官司。此事已经在报纸上哄闹了差不多一个月，吸引了上至官员下至平民百姓的注意。那天九江路法庭门口挤满了记者，筱月桂的女性支持者们，以及围观的路人，几乎有上千人，挤得九江路水泄不通。
警察不好拉妇女示威者，只能指挥车流绕道。
待顾瑜音律师和筱月桂一同来到时，支持者们大喊：“筱姐必胜！筱姐必胜！”
顾律师一身职业律师打扮，筱月桂旗袍是素蓝色，去尽铅华珠宝，文静秀雅。样子像一个上海女工，一个弱女子。她从人群中穿过，和人们握手时，好多支持者抓住她的手哭了起来。
《游戏报》方面的人看到这阵势，明白他们穿过人群，肯定会挨这些女人的拳打脚踢，只能绕到汉口路的后门进法院。
根据英国法律，庭审闭门进行，不让采访与旁听。法院外面围着的人，耐心地等了三个小时，一个打着“筱案后援会”旗帜的组织送来了茶水和馒头。
最后法院门打开了，筱月桂坦然地走出来，她让顾瑜音向新闻界和公众宣布结果：法院宣布《游戏报》犯有诽谤罪，而且“情节异常恶劣”，原告要求名誉赔偿三万元完全合理。其他报纸数十家，报道此案时对内容不加审定，点了筱月桂的名，并且用了“幺二”、“妓女”字样，犯有传播诽谤罪，将由原告决定是否追诉。
等在门外的支持者们，高呼：“胜利！胜利！”她们把筱月桂抬起来，像凯旋的英雄。
第二天报上就刊登了顾瑜音大律师的长篇辩护词，那简直是一篇慷慨激昂的男女平权宣言书。
所有筱月桂生平的研究者，都把此案作为重要事件。但是他们局限于报纸的报道。我研究此案，觉得报纸上的报道，似乎疏漏过多。
最后我花了大力气求朋友的朋友，才让我看到上海档案馆内库，那里有保存完备的全套上海租界“会审公廨”法庭记录。在成架成箱的资料中翻了几天，我终于找到此案的堂议辩论笔录。
其实原来审理过程，与顾大律师的辩护词没有多少关系。在庭上，被告盯住追问筱月桂，究竟有没有当过妓女这事实问题。
顾律师要求法庭裁决，个人经历属于隐私，此问题与本案无关，不必回答。但是筱月桂表示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她说：“从来没有。”
对方律师追问她在一品楼的经历。
原一品楼老板新黛玉出场做证，筱月桂当时名小月桂，是一品楼的佣女。一品楼待客的妓女，必须是小脚，必须是苏州口音，必须会唱评弹。筱月桂三样全无，不可能在一品楼做妓女。
对方律师追问筱月桂在一品楼之后的经历，筱月桂和新黛玉都一口咬定：回乡种田去了。
对方律师要求传见证人，一个姓曹的女人，自称是荟玉坊鸨母。
那个女人说，十八年前，1908年秋天，一品楼的老板新黛玉，把一个叫荷珠的女人，卖给荟玉坊。荷珠在她手下当接客妓女，前后有四年之久，最后因生病回乡。她至今认得出，眼前这个叫筱月桂的女人，就是当年的荷珠。
筱月桂和新黛玉，都一口否认曾经见到过这个女人，更不用说认识她。
在这时候，对方律师拿出了他所谓的铁证，是新黛玉、荷珠和这个姓曹的女人都按了手印的卖身契，由一品楼将这个叫荷珠的女人卖给荟玉坊。对方律师要求法庭将此文件作为证据列入，并且由专家检验手印之真实。
筱月桂完全没有想到，十八年前竟然会留下这么一份文书，一下子不知如何作答。新黛玉却站起来，矢口否认她曾经按过手印在这样的卖身契上，她说一品楼从来不做绑猪崽贩卖人口的犯法事。
新黛玉的话突然提醒了顾大律师，她提出法庭绝对不能承认这份文件为合法证据。如果此件证据可信，有关的人口买卖双方，就触犯了租界刑律。荟玉坊在公共租界内，法庭有责任立即予以逮捕，进行公诉。本案就成为刑事案件。
此言一出，对方语塞，他们没有想到此文件无法被租界法律认可。
法官在总结此案时，指出卖身文件非法，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但事过十八年，追诉期限已过，所以也不做刑事立案。既然《游戏报》没能提出任何有效证据，来证明原告筱月桂曾经做过妓女，判决只能为：《游戏报》连续两篇文章犯有损害名誉权罪。鉴于此案情节恶劣，罚款从严。
这位也是留学归来的法官，头戴英国王家法院的假发，穿着黑袍，神色庄严地在中国按英国法主持正义。他当然知道门口哄闹的人群想听什么，舆论想听什么。
法官的判决是否受到“现代意识”、舆论民情的压力？他的心理是什么？我无法知晓，但猜得到一点，文件非法，给了这个法官一个顺从舆论的好理由。
筱月桂大获全胜，走出庭就宣布把所赢三万元赔偿，赠给以提高劳工妇女地位为宗旨的上海培文女子夜校。《游戏报》因为无法赔出此款，申请破产，全部资产拍卖，力雄银行以一万五千元收购，重新出版《新游戏报》。
这整个庭审过程，成为1926年9月上海乃至全国市民津津乐道的大新闻。
在法庭胜利的那个晚上，筱月桂和余其扬在王宝和酒家，吃专从阳澄湖选来的蟹，喝店家自酿的陈年黄酒。余其扬说：“你知道‘筱案后援会’是谁组织的？”
筱月桂说：“这点事情，还能瞒得过我？我早就想到了，我只是看你会不会想到。”
两个人高兴之余，酒后狂言。筱月桂说，她听到有人从漠北戈壁来，跟她说，那里的蒙古牧民，都知道上海有个女人，唱得好歌，当了司令。他们很想邀请这个女司令到草原赛歌会上一试身手。
余其扬说，他知道的情况更有趣：也算洪门支脉的陕甘袍哥，派人到上海询问，上海洪门立幼童为山主，由其母筱月桂垂帘听政，是否有其事？
筱月桂听了这故事，脸上依然笑开颜，心却沉了下来，什么事情都不可能永是好事。
那些在报道中用词不慎煽风点火的报纸，一个个来向筱月桂道歉，希望她不会追诉。筱月桂只是说：“你们从此好好报道我，我就不提此事。”
她知道她的个人历史，多刷白漆不会更白，恐怕现在大部分上海人，心里都认为她确实做过婊子，只是为她打一仗的勇气喝彩，看热闹而已。
有一点好，现在的城里人像小孩，马上会忘记这件事，心思又转到别的新鲜事上去。只要报纸用新的筱月桂覆盖旧的筱月桂，那么旧的筱月桂就会消失到历史的迷雾中去。
我对筱月桂说：“我写传记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只说你喜欢听的。”
但筱月桂行事作风一如当年：“不成，我说不行就是不行。许多事都是身不由己，想来都心疼！”
从窗帘漏出的一些缝隙看见，远处霓虹灯洋字连篇，光怪陆离。
每次我跟筱月桂争论，总好像自己跟自己闹别扭，我便说：“好好，我让步，我放弃。我们只谈吃喝。”
过了几天，她却问我：“写得如何，进展顺利吗？”
我心里没说的话是，她做的坏事，对我吸引力更大，我的读者想必也想读到她的“劣迹”。
她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那你就写吧。”
光看她将房事上的兴奋和快乐，那样眉飞色舞地告诉我——不然我怎么会知道——就太不像一个正派女人。
不过我感觉到这个女人，早就猜中了这个世界的一些肮脏秘密。
她曾借某个舞台角色之口，唱出过一首打油诗：
说我俏，
说我丑，
说我就是加我寿。
讲我好，
讲我坏，
讲我就是添我财。
常荔荔听了哈哈大笑，随口把它翻译成英文：
Good publicity，
Bad publicity，
Any publicity
Is good publicity.
后来阮玲玉因为报纸刊登她的婚内外男女关系纠葛，在上海愤而自杀，震骇全国。筱月桂也去送了葬，献了花圈。不过她却对我说：“这个女人，生错了年代，大概自以为是尤三姐！‘人言可畏’就自杀？从乞丐不如的地位打出来的人才知道，无人言才可畏，沉默才能杀人！”
在与我长聊时，她说得更绝妙：“哪个记者骂我是婊子，我肯定给他一个耳光，而且一定要打出红印，让他可以有证有据去大喊：我被婊子打了耳光！”
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也会是这么一个傻瓜记者，被筱月桂利用了。但我已经成为筱月桂的好朋友，当然往好里想这话。既然我们双方都同意一切事实照录，毫不掩饰，那我就再讲一件事，也是发生在1926年。
那一年发生太多的事，待我慢慢说来。
民国十五年，即1926年，9月24日，上海公共租界法庭审理这场官司。此事已经在报纸上哄闹了差不多一个月，吸引了上至官员下至平民百姓的注意。那天九江路法庭门口挤满了记者，筱月桂的女性支持者们，以及围观的路人，几乎有上千人，挤得九江路水泄不通。
警察不好拉妇女示威者，只能指挥车流绕道。
待顾瑜音律师和筱月桂一同来到时，支持者们大喊：“筱姐必胜！筱姐必胜！”
顾律师一身职业律师打扮，筱月桂旗袍是素蓝色，去尽铅华珠宝，文静秀雅。样子像一个上海女工，一个弱女子。她从人群中穿过，和人们握手时，好多支持者抓住她的手哭了起来。
《游戏报》方面的人看到这阵势，明白他们穿过人群，肯定会挨这些女人的拳打脚踢，只能绕到汉口路的后门进法院。
根据英国法律，庭审闭门进行，不让采访与旁听。法院外面围着的人，耐心地等了三个小时，一个打着“筱案后援会”旗帜的组织送来了茶水和馒头。
最后法院门打开了，筱月桂坦然地走出来，她让顾瑜音向新闻界和公众宣布结果：法院宣布《游戏报》犯有诽谤罪，而且“情节异常恶劣”，原告要求名誉赔偿三万元完全合理。其他报纸数十家，报道此案时对内容不加审定，点了筱月桂的名，并且用了“幺二”、“妓女”字样，犯有传播诽谤罪，将由原告决定是否追诉。
等在门外的支持者们，高呼：“胜利！胜利！”她们把筱月桂抬起来，像凯旋的英雄。
第二天报上就刊登了顾瑜音大律师的长篇辩护词，那简直是一篇慷慨激昂的男女平权宣言书。
所有筱月桂生平的研究者，都把此案作为重要事件。但是他们局限于报纸的报道。我研究此案，觉得报纸上的报道，似乎疏漏过多。
最后我花了大力气求朋友的朋友，才让我看到上海档案馆内库，那里有保存完备的全套上海租界“会审公廨”法庭记录。在成架成箱的资料中翻了几天，我终于找到此案的堂议辩论笔录。
其实原来审理过程，与顾大律师的辩护词没有多少关系。在庭上，被告盯住追问筱月桂，究竟有没有当过妓女这事实问题。
顾律师要求法庭裁决，个人经历属于隐私，此问题与本案无关，不必回答。但是筱月桂表示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她说：“从来没有。”
对方律师追问她在一品楼的经历。
原一品楼老板新黛玉出场做证，筱月桂当时名小月桂，是一品楼的佣女。一品楼待客的妓女，必须是小脚，必须是苏州口音，必须会唱评弹。筱月桂三样全无，不可能在一品楼做妓女。
对方律师追问筱月桂在一品楼之后的经历，筱月桂和新黛玉都一口咬定：回乡种田去了。
对方律师要求传见证人，一个姓曹的女人，自称是荟玉坊鸨母。
那个女人说，十八年前，1908年秋天，一品楼的老板新黛玉，把一个叫荷珠的女人，卖给荟玉坊。荷珠在她手下当接客妓女，前后有四年之久，最后因生病回乡。她至今认得出，眼前这个叫筱月桂的女人，就是当年的荷珠。
筱月桂和新黛玉，都一口否认曾经见到过这个女人，更不用说认识她。
在这时候，对方律师拿出了他所谓的铁证，是新黛玉、荷珠和这个姓曹的女人都按了手印的卖身契，由一品楼将这个叫荷珠的女人卖给荟玉坊。对方律师要求法庭将此文件作为证据列入，并且由专家检验手印之真实。
筱月桂完全没有想到，十八年前竟然会留下这么一份文书，一下子不知如何作答。新黛玉却站起来，矢口否认她曾经按过手印在这样的卖身契上，她说一品楼从来不做绑猪崽贩卖人口的犯法事。
新黛玉的话突然提醒了顾大律师，她提出法庭绝对不能承认这份文件为合法证据。如果此件证据可信，有关的人口买卖双方，就触犯了租界刑律。荟玉坊在公共租界内，法庭有责任立即予以逮捕，进行公诉。本案就成为刑事案件。
此言一出，对方语塞，他们没有想到此文件无法被租界法律认可。
法官在总结此案时，指出卖身文件非法，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但事过十八年，追诉期限已过，所以也不做刑事立案。既然《游戏报》没能提出任何有效证据，来证明原告筱月桂曾经做过妓女，判决只能为：《游戏报》连续两篇文章犯有损害名誉权罪。鉴于此案情节恶劣，罚款从严。
这位也是留学归来的法官，头戴英国王家法院的假发，穿着黑袍，神色庄严地在中国按英国法主持正义。他当然知道门口哄闹的人群想听什么，舆论想听什么。
法官的判决是否受到“现代意识”、舆论民情的压力？他的心理是什么？我无法知晓，但猜得到一点，文件非法，给了这个法官一个顺从舆论的好理由。
筱月桂大获全胜，走出庭就宣布把所赢三万元赔偿，赠给以提高劳工妇女地位为宗旨的上海培文女子夜校。《游戏报》因为无法赔出此款，申请破产，全部资产拍卖，力雄银行以一万五千元收购，重新出版《新游戏报》。
这整个庭审过程，成为1926年9月上海乃至全国市民津津乐道的大新闻。
在法庭胜利的那个晚上，筱月桂和余其扬在王宝和酒家，吃专从阳澄湖选来的蟹，喝店家自酿的陈年黄酒。余其扬说：“你知道‘筱案后援会’是谁组织的？”
筱月桂说：“这点事情，还能瞒得过我？我早就想到了，我只是看你会不会想到。”
两个人高兴之余，酒后狂言。筱月桂说，她听到有人从漠北戈壁来，跟她说，那里的蒙古牧民，都知道上海有个女人，唱得好歌，当了司令。他们很想邀请这个女司令到草原赛歌会上一试身手。
余其扬说，他知道的情况更有趣：也算洪门支脉的陕甘袍哥，派人到上海询问，上海洪门立幼童为山主，由其母筱月桂垂帘听政，是否有其事？
筱月桂听了这故事，脸上依然笑开颜，心却沉了下来，什么事情都不可能永是好事。
那些在报道中用词不慎煽风点火的报纸，一个个来向筱月桂道歉，希望她不会追诉。筱月桂只是说：“你们从此好好报道我，我就不提此事。”
她知道她的个人历史，多刷白漆不会更白，恐怕现在大部分上海人，心里都认为她确实做过婊子，只是为她打一仗的勇气喝彩，看热闹而已。
有一点好，现在的城里人像小孩，马上会忘记这件事，心思又转到别的新鲜事上去。只要报纸用新的筱月桂覆盖旧的筱月桂，那么旧的筱月桂就会消失到历史的迷雾中去。
我对筱月桂说：“我写传记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只说你喜欢听的。”
但筱月桂行事作风一如当年：“不成，我说不行就是不行。许多事都是身不由己，想来都心疼！”
从窗帘漏出的一些缝隙看见，远处霓虹灯洋字连篇，光怪陆离。
每次我跟筱月桂争论，总好像自己跟自己闹别扭，我便说：“好好，我让步，我放弃。我们只谈吃喝。”
过了几天，她却问我：“写得如何，进展顺利吗？”
我心里没说的话是，她做的坏事，对我吸引力更大，我的读者想必也想读到她的“劣迹”。
她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那你就写吧。”
光看她将房事上的兴奋和快乐，那样眉飞色舞地告诉我——不然我怎么会知道——就太不像一个正派女人。
不过我感觉到这个女人，早就猜中了这个世界的一些肮脏秘密。
她曾借某个舞台角色之口，唱出过一首打油诗：
说我俏，
说我丑，
说我就是加我寿。
讲我好，
讲我坏，
讲我就是添我财。
常荔荔听了哈哈大笑，随口把它翻译成英文：
Good publicity，
Bad publicity，
Any publicity
Is good publicity.
后来阮玲玉因为报纸刊登她的婚内外男女关系纠葛，在上海愤而自杀，震骇全国。筱月桂也去送了葬，献了花圈。不过她却对我说：“这个女人，生错了年代，大概自以为是尤三姐！‘人言可畏’就自杀？从乞丐不如的地位打出来的人才知道，无人言才可畏，沉默才能杀人！”
在与我长聊时，她说得更绝妙：“哪个记者骂我是婊子，我肯定给他一个耳光，而且一定要打出红印，让他可以有证有据去大喊：我被婊子打了耳光！”
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也会是这么一个傻瓜记者，被筱月桂利用了。但我已经成为筱月桂的好朋友，当然往好里想这话。既然我们双方都同意一切事实照录，毫不掩饰，那我就再讲一件事，也是发生在1926年。
那一年发生太多的事，待我慢慢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