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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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我说，“让我们给他一点颜色瞧瞧，教训他一下，好吧？”我俯视着他，他眼里那种模糊空洞的神色已经不见了。他的眼光在我们的风筝和那只绿色风筝之间来回转动，脸色有一点点发红，眼睛骤然机警起来。苏醒了。复活了。我在寻思，我什么时候忘了？不管怎么说，他仍只是一个孩子。
绿色风筝采取行动了。“我们等等，”我说，“我们会让它再靠近一些。”它下探了两次，慢慢朝我们挪过来。“来啊，过来啊。”我说。
绿风筝已经更近了，在我们稍高的地方拉升，对我为它布下的陷阱毫不知情。“看，索拉博，我会让你看看你爸爸最喜欢的招数，那招古老的猛升急降。”
索拉博挨着我，用鼻子急促地呼吸着。卷轴在他手中滚动，他伤痕累累的手腕上的筋腱很像雷巴布琴的琴弦。我眨眨眼，瞬间，拿着卷轴的是一个兔唇男孩指甲破裂、长满老茧的手。我听见某个地方传来牛的哞哞叫，而我抬头，公园闪闪发光，铺满的雪多么新鲜，白得多么耀眼，令我目眩神迷。雪花无声地洒落在白色的枝头上，现在我闻到了芜青拌饭的香味，还有桑椹干、酸橙子、锯屑和胡桃的气味。一阵雪花飞舞的寂静盖住了所有声音。然后，远远地，有个声音穿透这片死寂，呼喊我们回家，是那个拖着右腿的男人的声音。
绿风筝现在就在我们正上方翱翔。“我们现在随时可以把它干掉了。”我说，眼睛在索拉博和我们的风筝间飞快地转着。
绿风筝摇摇晃晃，定住位，接着向下冲。“他玩完了！”我说。
这么多年之后，我无懈可击地再次使出那招古老的猛升急降。我松开手，猛拉着线，往下避开那只绿风筝。我侧过手臂，一阵急遽的抖动之后，我们的风筝逆时针划出一个半圆。我突然占据了上面的位置。绿色风筝现在惊惶失措，慌乱地向上攀升。但它已经太迟了，我已经使出哈桑的绝技。我猛拉着线，我们的风筝直坠而下。我几乎能听见我们的线割断他的线，几乎能听见那一声断裂。
然后，就那样，绿风筝失去控制，摇摇晃晃地摔下来。
我们身后的人们欢呼叫好，爆发出阵阵口哨声和掌声。我喘着气。上一次感到这么激动，是在1975年那个冬日，就在我刚刚割断最后一只风筝之后，当时我看见爸爸在我们的屋顶上，鼓着掌，容光焕发。
我俯视索拉博，他嘴角的一边微微翘起。
微笑。
斜斜的。
几乎看不见。
但就在那儿。
在我们后面，孩子们在飞奔，追风筝的人不断尖叫，乱成一团，追逐那只在树顶高高之上飘摇的断线风筝。我眨眼，微笑不见了。但它在那儿出现过，我看见了。
“你想要我追那只风筝给你吗？”
他的喉结吞咽着上下蠕动。风掠起他的头发。我想我看到他点头。
“为你，千千万万遍。”我听见自己说。
然后我转过身，我追。
它只是一个微笑，没有别的了。它没有让所有事情恢复正常。它没有让任何事情恢复正常。只是一个微笑，一件小小的事情，像是树林中的一片叶子，在惊鸟的飞起中晃动着。
但我会迎接它，张开双臂。因为每逢春天到来，它总是每次融化一片雪花；而也许我刚刚看到的，正是第一片雪花的融化。
我追。一个成年人在一群尖叫的孩子中奔跑。但我不在乎。我追，风拂过我的脸庞，我唇上挂着一个像潘杰希尔峡谷那样大大的微笑。
我追。返乡手记
阿米尔将会第一个告诉读者他既不是最高尚的人，也不是最勇敢的人。但三年前，他做了一件既高尚又勇敢的事情。
他回到当时仍由塔利班管制的阿富汗，去偿还一笔未了的债务。离乡背井二十年之后，他旧地重游，只为补救童年犯下的过错。他回去拯救一个素昧平生的孩子，也为了让自己脱离负疚的苦海。这段旅途几乎要了他的命。实际上，派他去的人正是我。这是简单的事情。毕竟，阿米尔是我创造的，他是我的小说《追风筝的人》的主角。
然后，2003年3月，在这本小说校对完毕、已然付梓之际，我发现自己跟随笔下主角的脚步，坐在阿里亚纳航空公司一架飞往喀布尔的波音727飞机的窗边。跟阿米尔一样，我去国已久，实际上离开了将近二十七年；当初离开阿富汗，我十一岁，是个身材瘦弱的七年级学生。如今重归故土的我已三十八岁，是定居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医生，是一名作家，是一名丈夫，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凝望着窗外，等待飞机刺穿云层，等待喀布尔在我下方出现。喀布尔出现了，我想起了《追风筝的人》中的几句文字，突然对阿米尔的想法感同身受：我突然感到和这片故土血脉相连。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曾以为我早已将这片土地遗忘。但我没忘。也许阿富汗也没有忘记我。文学创作有一条成规，就是你得写你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我却将要亲身经历我业已写下的事情。
由于这种异乎寻常的情况，我在喀布尔停留的两个星期绝对是一段超现实的日子，因为每天看到的地方、见到的事情，我已经在脑海中通过阿米尔的眼睛看见了。例如，第一次在人群拥挤的喀布尔街头走动时，和阿米尔一样，我心中充满了回家探望一位旧友的感慨。但跟阿米尔一样，我也觉得自己在祖国像个游客。我们两人都离开很久了，都没有亲自参与战斗，都没有和阿富汗人民一起挥洒热血。阿米尔的负疚我已经写下。如今我尝到它的滋味了。
很快，阿米尔的记忆和我自己的记忆之间的界线开始模糊。在《追风筝的人》这本书中，我凭着记忆写出了阿米尔的经历，如今则轮到我来体验着他的记忆。当我坐车驶过曾经美丽但已为战争所摧残的雅德梅湾大道，当我路过坍塌的房子，路过一堆堆的废墟，见到那些没有屋顶的墙壁弹孔宛然，行乞的人们托庇其中，我想起了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的某一天，我爸爸曾在这儿给我买玫瑰露雪糕。我还记得阿米尔和爱护他的佣人哈桑过去常在这条街道向一个叫塞弗的盲眼老人买风筝。我坐在电影院公园残破的台阶上，我和我的兄弟从前经常在冬天来这里看免费的原声俄国电影，阿米尔和哈桑也曾在这里将他们最喜欢的美国西部片《七侠荡寇志》看了不下十三遍。我和阿米尔一道经过那些烟雾缭绕的小小烤肉店，我们的父亲过去常常带我们到这些店去，里面依然有汗津津的男人盘腿坐在烧炭的烤架之后，使劲挥动扇子，将羊肉串烧得嗞嗞响。我们一起在16世纪的巴布尔王的花园中仰望天空，望见一只风筝在城市之上飘扬。我想起1975年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哈桑和阿米尔参加风筝大赛的那一天。那是个命定的日子，十二岁的阿米尔在那天做了一个选择，背叛了忠于他的朋友哈桑，那是一个在他余生中阴魂不散的日子，他的选择将会让成年之后的他回到阿富汗，回来面对塔利班，回来寻求救赎。当我坐在伽兹体育馆的一条凳子上，和数千个阿富汗人观看新年大游行，我想起了我的父亲和我1973年在这儿看过一场骑马争夺比赛，而且也想起了阿米尔，就在这个体育馆，他曾见证塔利班的党羽用石头将一对偷情的男女掷死，就在南边的门柱，而实际上，此时有一群穿着传统服装的年轻人正围成圆圈跳舞。
但也许在我爸爸的旧房子，小说和生活的碰撞才最让我晕眩。这座房子在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我在其间度过了童年，和我一样，阿米尔也正是在这个城区重新找到他爸爸的旧房子。我找这个地方花了三天——我没有地址，这个城区变化又极大——但我一直找啊找，直到我看到那扇门熟悉的拱顶。
我走进了我家的旧房子，住在那儿的士兵很大方，容许我在里面缅怀往事。我发现跟阿米尔童年的房子一样，我家房子的油漆已然褪色，青草已然枯萎，墙壁已然崩坏。和阿米尔一样，我吃惊地发现这座房子实际上很小，全然不是这么多年来我记忆中的样子。而当我踏进前门——我发誓我所说的并非虚言——我见到车道上有一片油污，就像阿米尔也在他父亲的车道上见到的一样。和那些士兵道别，向他们致谢的时候，我还意识到别的事情：要不是写下了《追风筝的人》，找到我父亲的房子给我带来的情感冲击会强烈得多。毕竟，我已经体验过这样的感觉了。我站在阿米尔身边，站在他父亲的房子——如今已被杀人如麻的塔利班党羽所占据——的门前，感受到他的失落。我看着他双手摩挲着锈蚀的锻铁篱笆，我们一起凝望着塌陷的屋顶和残破的屋前台阶。因为写下了那个场景，我再也不会被某些体验深深地打动。也许这就是艺术对生活的僭越吧。
卡勒德·胡塞尼
2003-8-10
“好的。”我说，“让我们给他一点颜色瞧瞧，教训他一下，好吧？”我俯视着他，他眼里那种模糊空洞的神色已经不见了。他的眼光在我们的风筝和那只绿色风筝之间来回转动，脸色有一点点发红，眼睛骤然机警起来。苏醒了。复活了。我在寻思，我什么时候忘了？不管怎么说，他仍只是一个孩子。
绿色风筝采取行动了。“我们等等，”我说，“我们会让它再靠近一些。”它下探了两次，慢慢朝我们挪过来。“来啊，过来啊。”我说。
绿风筝已经更近了，在我们稍高的地方拉升，对我为它布下的陷阱毫不知情。“看，索拉博，我会让你看看你爸爸最喜欢的招数，那招古老的猛升急降。”
索拉博挨着我，用鼻子急促地呼吸着。卷轴在他手中滚动，他伤痕累累的手腕上的筋腱很像雷巴布琴的琴弦。我眨眨眼，瞬间，拿着卷轴的是一个兔唇男孩指甲破裂、长满老茧的手。我听见某个地方传来牛的哞哞叫，而我抬头，公园闪闪发光，铺满的雪多么新鲜，白得多么耀眼，令我目眩神迷。雪花无声地洒落在白色的枝头上，现在我闻到了芜青拌饭的香味，还有桑椹干、酸橙子、锯屑和胡桃的气味。一阵雪花飞舞的寂静盖住了所有声音。然后，远远地，有个声音穿透这片死寂，呼喊我们回家，是那个拖着右腿的男人的声音。
绿风筝现在就在我们正上方翱翔。“我们现在随时可以把它干掉了。”我说，眼睛在索拉博和我们的风筝间飞快地转着。
绿风筝摇摇晃晃，定住位，接着向下冲。“他玩完了！”我说。
这么多年之后，我无懈可击地再次使出那招古老的猛升急降。我松开手，猛拉着线，往下避开那只绿风筝。我侧过手臂，一阵急遽的抖动之后，我们的风筝逆时针划出一个半圆。我突然占据了上面的位置。绿色风筝现在惊惶失措，慌乱地向上攀升。但它已经太迟了，我已经使出哈桑的绝技。我猛拉着线，我们的风筝直坠而下。我几乎能听见我们的线割断他的线，几乎能听见那一声断裂。
然后，就那样，绿风筝失去控制，摇摇晃晃地摔下来。
我们身后的人们欢呼叫好，爆发出阵阵口哨声和掌声。我喘着气。上一次感到这么激动，是在1975年那个冬日，就在我刚刚割断最后一只风筝之后，当时我看见爸爸在我们的屋顶上，鼓着掌，容光焕发。
我俯视索拉博，他嘴角的一边微微翘起。
微笑。
斜斜的。
几乎看不见。
但就在那儿。
在我们后面，孩子们在飞奔，追风筝的人不断尖叫，乱成一团，追逐那只在树顶高高之上飘摇的断线风筝。我眨眼，微笑不见了。但它在那儿出现过，我看见了。
“你想要我追那只风筝给你吗？”
他的喉结吞咽着上下蠕动。风掠起他的头发。我想我看到他点头。
“为你，千千万万遍。”我听见自己说。
然后我转过身，我追。
它只是一个微笑，没有别的了。它没有让所有事情恢复正常。它没有让任何事情恢复正常。只是一个微笑，一件小小的事情，像是树林中的一片叶子，在惊鸟的飞起中晃动着。
但我会迎接它，张开双臂。因为每逢春天到来，它总是每次融化一片雪花；而也许我刚刚看到的，正是第一片雪花的融化。
我追。一个成年人在一群尖叫的孩子中奔跑。但我不在乎。我追，风拂过我的脸庞，我唇上挂着一个像潘杰希尔峡谷那样大大的微笑。
我追。返乡手记
阿米尔将会第一个告诉读者他既不是最高尚的人，也不是最勇敢的人。但三年前，他做了一件既高尚又勇敢的事情。
他回到当时仍由塔利班管制的阿富汗，去偿还一笔未了的债务。离乡背井二十年之后，他旧地重游，只为补救童年犯下的过错。他回去拯救一个素昧平生的孩子，也为了让自己脱离负疚的苦海。这段旅途几乎要了他的命。实际上，派他去的人正是我。这是简单的事情。毕竟，阿米尔是我创造的，他是我的小说《追风筝的人》的主角。
然后，2003年3月，在这本小说校对完毕、已然付梓之际，我发现自己跟随笔下主角的脚步，坐在阿里亚纳航空公司一架飞往喀布尔的波音727飞机的窗边。跟阿米尔一样，我去国已久，实际上离开了将近二十七年；当初离开阿富汗，我十一岁，是个身材瘦弱的七年级学生。如今重归故土的我已三十八岁，是定居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医生，是一名作家，是一名丈夫，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凝望着窗外，等待飞机刺穿云层，等待喀布尔在我下方出现。喀布尔出现了，我想起了《追风筝的人》中的几句文字，突然对阿米尔的想法感同身受：我突然感到和这片故土血脉相连。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曾以为我早已将这片土地遗忘。但我没忘。也许阿富汗也没有忘记我。文学创作有一条成规，就是你得写你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我却将要亲身经历我业已写下的事情。
由于这种异乎寻常的情况，我在喀布尔停留的两个星期绝对是一段超现实的日子，因为每天看到的地方、见到的事情，我已经在脑海中通过阿米尔的眼睛看见了。例如，第一次在人群拥挤的喀布尔街头走动时，和阿米尔一样，我心中充满了回家探望一位旧友的感慨。但跟阿米尔一样，我也觉得自己在祖国像个游客。我们两人都离开很久了，都没有亲自参与战斗，都没有和阿富汗人民一起挥洒热血。阿米尔的负疚我已经写下。如今我尝到它的滋味了。
很快，阿米尔的记忆和我自己的记忆之间的界线开始模糊。在《追风筝的人》这本书中，我凭着记忆写出了阿米尔的经历，如今则轮到我来体验着他的记忆。当我坐车驶过曾经美丽但已为战争所摧残的雅德梅湾大道，当我路过坍塌的房子，路过一堆堆的废墟，见到那些没有屋顶的墙壁弹孔宛然，行乞的人们托庇其中，我想起了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的某一天，我爸爸曾在这儿给我买玫瑰露雪糕。我还记得阿米尔和爱护他的佣人哈桑过去常在这条街道向一个叫塞弗的盲眼老人买风筝。我坐在电影院公园残破的台阶上，我和我的兄弟从前经常在冬天来这里看免费的原声俄国电影，阿米尔和哈桑也曾在这里将他们最喜欢的美国西部片《七侠荡寇志》看了不下十三遍。我和阿米尔一道经过那些烟雾缭绕的小小烤肉店，我们的父亲过去常常带我们到这些店去，里面依然有汗津津的男人盘腿坐在烧炭的烤架之后，使劲挥动扇子，将羊肉串烧得嗞嗞响。我们一起在16世纪的巴布尔王的花园中仰望天空，望见一只风筝在城市之上飘扬。我想起1975年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哈桑和阿米尔参加风筝大赛的那一天。那是个命定的日子，十二岁的阿米尔在那天做了一个选择，背叛了忠于他的朋友哈桑，那是一个在他余生中阴魂不散的日子，他的选择将会让成年之后的他回到阿富汗，回来面对塔利班，回来寻求救赎。当我坐在伽兹体育馆的一条凳子上，和数千个阿富汗人观看新年大游行，我想起了我的父亲和我1973年在这儿看过一场骑马争夺比赛，而且也想起了阿米尔，就在这个体育馆，他曾见证塔利班的党羽用石头将一对偷情的男女掷死，就在南边的门柱，而实际上，此时有一群穿着传统服装的年轻人正围成圆圈跳舞。
但也许在我爸爸的旧房子，小说和生活的碰撞才最让我晕眩。这座房子在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我在其间度过了童年，和我一样，阿米尔也正是在这个城区重新找到他爸爸的旧房子。我找这个地方花了三天——我没有地址，这个城区变化又极大——但我一直找啊找，直到我看到那扇门熟悉的拱顶。
我走进了我家的旧房子，住在那儿的士兵很大方，容许我在里面缅怀往事。我发现跟阿米尔童年的房子一样，我家房子的油漆已然褪色，青草已然枯萎，墙壁已然崩坏。和阿米尔一样，我吃惊地发现这座房子实际上很小，全然不是这么多年来我记忆中的样子。而当我踏进前门——我发誓我所说的并非虚言——我见到车道上有一片油污，就像阿米尔也在他父亲的车道上见到的一样。和那些士兵道别，向他们致谢的时候，我还意识到别的事情：要不是写下了《追风筝的人》，找到我父亲的房子给我带来的情感冲击会强烈得多。毕竟，我已经体验过这样的感觉了。我站在阿米尔身边，站在他父亲的房子——如今已被杀人如麻的塔利班党羽所占据——的门前，感受到他的失落。我看着他双手摩挲着锈蚀的锻铁篱笆，我们一起凝望着塌陷的屋顶和残破的屋前台阶。因为写下了那个场景，我再也不会被某些体验深深地打动。也许这就是艺术对生活的僭越吧。
卡勒德·胡塞尼
2003-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