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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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们这辈子就围着丈夫、孩子、庄稼和锅台转，连县城都很少去，她们说的最多的就是那几句：“对上司要尊重顺从，对同事要谦虚忍让。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少说话多做事，吃亏就是占便宜，这些都是老祖宗的古训，以后你会明白的。”
我和丽娟连连点头，并将这些话谨记心头。于是，在妈妈们的千叮咛万嘱咐中，我们终于上了路。
这次离家，一方面是为了找到该死的齐怀义，另一方面是为了过上城里人的生活。现在有权有势的人和社会财富都集中在城里，农民日夜劳动，却怎么也赶不上城里人的生活。城里人享受着医疗保障、低录取分数政策等等全面的福利待面，农民得病却只能等死。以前还可以通过比城里学生付出十倍乃至百倍的努力学习来改变命运。但是现在，连这唯一的出路也堵死了。
虽然是夏天，但为了冬天时不要花钱买厚衣服和棉被，我们几乎把所有的衣服和被都带上了。我们和许多初次进城务工的农村人一样，背上背了扎得紧紧的被子，叠得四四方方的，很象电影里那些急行军的军人。我们手里分别拎着一只满是衣服的蛇皮带，蛇皮袋以前是盛化肥的，我拎的蛇皮袋上是两个字：尿素；丽娟拎的蛇皮带上面有四个大字：碳酸氢氨。我们另一手提着吃的东西，吃的东西除了路上的干粮便是装酸菜和辣椒的瓶瓶罐罐。听说那边的东西又贵又不好吃，我们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带上。
我们买的是硬座车票，车上人很多，我们只好站着。原本想有人下车或许能找个位置坐，谁知道越往前走，上车的人越多，天又热，我们就象坐在蒸笼里，浑身被热气蒸得难受。
最恐怖的是经过一个站台时，不大的站台竟然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这些人百九分之九十以上是女性，年龄多在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少数几个年轻的女孩子，我还看到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差不多有六十岁了吧。不过也不一定，农村人一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
他们胸前都挂着“巧手拾棉”的纸牌，手上、肩上、背上都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个个都被压得弓着腰。火车刚一靠站，这些人便在一个列车员的指挥下，排成一个长龙。大约是都不会排队，队排得七拐八弯的。开始时，他们都拥向隔一个空车厢，有人说那辆车厢是他们包起来的。但随着人上得越来越多，那节车厢装不下了，只好向别的车厢扩充。很快，我们所在的车厢里也挤满了带着“巧手拾棉”纸牌的人。一时间，过道里，车厢连接处，甚至洗漱间，到处都是人和包袱。直到火车开动了，车站上还滞留着很多没有挤上车的人。
我的身边也挤满了“巧手拾棉”的人们，从她们互相之间的议论中，我才知道，她们是到新疆拾棉花的，上这列火车也只是为了转车。她们有一个统一的称谓，就是“拾花工”。新疆种了很多棉花，因为人少地多，每天棉花成熟季节，当地人捡不完，只好花钱请人。
这些“拾花工”，有很多人都不是第一次去了，所以对新疆很熟悉。按她们的话来说：“新疆许多地方都肥得很，地上是白花花的棉花，地下是黑溜溜的石油。”
有一个年老的“拾花工”向一个较为年轻的“拾花工”描述拾棉花的感受：“新疆的棉花种得又矮又密，棉树的高度只到膝盖，弯腰弯得很低，实在弯不下去了，就蹲一会儿再弯。我第一天干时，累得腿脚也肿了，脸也肿了，浑身骨头象散了架一样，晚上睡觉，两条腿脚都并不拢了。”说到这里，她表情痛苦。
另一个“拾花工”也说：“干活时，手、眼、嘴、脚都要用到。用脚趟开拾过的棉树，眼晴寻找成熟的棉桃，然后用手去摘，要是棉桃上有树叶等杂物，要先叼在嘴巴上。要是有蚊虫叮咬，只好让它吃饱了。”
我对面座位上看上去是城里人的老奶奶一直在听她们谈话，听到这里，忍不住问：“那你们用什么化解你们劳动中极端的枯躁辛苦？”
“拾花工”们淡漠地扫了她一眼，没有人接话。
又一个“拾花工”快言快语道：“就是，不知你受不受得了那个罪？你想想，别说弯腰不停地拾棉花，就是让你捂得严严实实地在烈日下站一天，从早上七点干到晚上八点，你能受得了吗？”
较为年轻的“拾花工”朗声说：“你能受得了我就能受得了，只要能挣钱，怕什么！可惜一年只能去挣两个月钱，两个月挣一千块，除去来回的车费，剩下总能凑够了孩子上初中的学费吧？”
其余“拾花工”纷纷点头：“那倒也是，总比在家强，在家只能靠那几分口粮田，现在虽说不收提留款了，粮食少了，连猪呀，鸡鸭鹅的都没粮食喂了。”
可能是因为受了冷遇，刚才问话的城里老太太有些愠怒，用极不友好地语气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到长三角、珠三角的工厂里打工呢？现在很多人都到那里打工呢，可以一年四季打到头。”
一个三十多岁的“拾花工”沮丧地说：“打工都要年轻的、识字断字的，我们这些人年龄都大了，又不识字，到那边找不到工作。我前年去过深圳，那年我都３０岁了，又不识字，好说歹说也没进得了厂，只好又回来了。”
我不由自主地和丽娟对视一眼，暗自庆幸：“还好我还年轻，也还识字。否则，说不定也要去新疆拾棉花呢。”但进工厂打工，会不会就比到新疆拾棉花轻松呢？这个问题困绕了我很久，直至想到昏昏欲睡，连那些“拾棉工”什么时候下车的我都不知道。
睡了吃，吃了睡，火车上又挤又脏，连上一个厕所都象打仗一样，不停地越过一个个人，洗脸涮牙更不可能。就这样，在火车上颠簸了两天两夜，好不容易到了广州站，我和丽娟的双腿都浮肿、麻木了，乍一站起来，差点儿摔倒。扶着墙站了很久，才勉强可以行走。
我们来之前，丽娟打了陈刚的科机，但陈刚加班，没时间接我们，只是给我们指了行走路线。他让我们直接从广州坐车到ＨＭ镇下车，然后坐大巴就可以直达他打工的“金秋”厂所在地了。他还叮嘱我们一定要到火车站旁边的省汽车站坐车，虽然在省汽车站坐车要５０块钱，但很安全。可我和丽娟一走出广州火车站我们就傻眼了，到处都是车是人，我们根本不知道哪里是省汽车站啊。
就在我们一筹莫展之际，忽然看到前边的马路上有许多到的大巴。其中有两辆大马上还印着“武警体育学院”等等这些让人放心的字样。我们赶忙跑过去，一问价钱，只要２５块就行了，比陈刚说的价钱整整便宜了一半。我们觉得好划算，但想起陈刚的再三吩咐，还是有些犹豫。
妈妈们这辈子就围着丈夫、孩子、庄稼和锅台转，连县城都很少去，她们说的最多的就是那几句：“对上司要尊重顺从，对同事要谦虚忍让。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少说话多做事，吃亏就是占便宜，这些都是老祖宗的古训，以后你会明白的。”
我和丽娟连连点头，并将这些话谨记心头。于是，在妈妈们的千叮咛万嘱咐中，我们终于上了路。
这次离家，一方面是为了找到该死的齐怀义，另一方面是为了过上城里人的生活。现在有权有势的人和社会财富都集中在城里，农民日夜劳动，却怎么也赶不上城里人的生活。城里人享受着医疗保障、低录取分数政策等等全面的福利待面，农民得病却只能等死。以前还可以通过比城里学生付出十倍乃至百倍的努力学习来改变命运。但是现在，连这唯一的出路也堵死了。
虽然是夏天，但为了冬天时不要花钱买厚衣服和棉被，我们几乎把所有的衣服和被都带上了。我们和许多初次进城务工的农村人一样，背上背了扎得紧紧的被子，叠得四四方方的，很象电影里那些急行军的军人。我们手里分别拎着一只满是衣服的蛇皮带，蛇皮袋以前是盛化肥的，我拎的蛇皮袋上是两个字：尿素；丽娟拎的蛇皮带上面有四个大字：碳酸氢氨。我们另一手提着吃的东西，吃的东西除了路上的干粮便是装酸菜和辣椒的瓶瓶罐罐。听说那边的东西又贵又不好吃，我们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带上。
我们买的是硬座车票，车上人很多，我们只好站着。原本想有人下车或许能找个位置坐，谁知道越往前走，上车的人越多，天又热，我们就象坐在蒸笼里，浑身被热气蒸得难受。
最恐怖的是经过一个站台时，不大的站台竟然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这些人百九分之九十以上是女性，年龄多在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少数几个年轻的女孩子，我还看到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差不多有六十岁了吧。不过也不一定，农村人一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
他们胸前都挂着“巧手拾棉”的纸牌，手上、肩上、背上都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个个都被压得弓着腰。火车刚一靠站，这些人便在一个列车员的指挥下，排成一个长龙。大约是都不会排队，队排得七拐八弯的。开始时，他们都拥向隔一个空车厢，有人说那辆车厢是他们包起来的。但随着人上得越来越多，那节车厢装不下了，只好向别的车厢扩充。很快，我们所在的车厢里也挤满了带着“巧手拾棉”纸牌的人。一时间，过道里，车厢连接处，甚至洗漱间，到处都是人和包袱。直到火车开动了，车站上还滞留着很多没有挤上车的人。
我的身边也挤满了“巧手拾棉”的人们，从她们互相之间的议论中，我才知道，她们是到新疆拾棉花的，上这列火车也只是为了转车。她们有一个统一的称谓，就是“拾花工”。新疆种了很多棉花，因为人少地多，每天棉花成熟季节，当地人捡不完，只好花钱请人。
这些“拾花工”，有很多人都不是第一次去了，所以对新疆很熟悉。按她们的话来说：“新疆许多地方都肥得很，地上是白花花的棉花，地下是黑溜溜的石油。”
有一个年老的“拾花工”向一个较为年轻的“拾花工”描述拾棉花的感受：“新疆的棉花种得又矮又密，棉树的高度只到膝盖，弯腰弯得很低，实在弯不下去了，就蹲一会儿再弯。我第一天干时，累得腿脚也肿了，脸也肿了，浑身骨头象散了架一样，晚上睡觉，两条腿脚都并不拢了。”说到这里，她表情痛苦。
另一个“拾花工”也说：“干活时，手、眼、嘴、脚都要用到。用脚趟开拾过的棉树，眼晴寻找成熟的棉桃，然后用手去摘，要是棉桃上有树叶等杂物，要先叼在嘴巴上。要是有蚊虫叮咬，只好让它吃饱了。”
我对面座位上看上去是城里人的老奶奶一直在听她们谈话，听到这里，忍不住问：“那你们用什么化解你们劳动中极端的枯躁辛苦？”
“拾花工”们淡漠地扫了她一眼，没有人接话。
又一个“拾花工”快言快语道：“就是，不知你受不受得了那个罪？你想想，别说弯腰不停地拾棉花，就是让你捂得严严实实地在烈日下站一天，从早上七点干到晚上八点，你能受得了吗？”
较为年轻的“拾花工”朗声说：“你能受得了我就能受得了，只要能挣钱，怕什么！可惜一年只能去挣两个月钱，两个月挣一千块，除去来回的车费，剩下总能凑够了孩子上初中的学费吧？”
其余“拾花工”纷纷点头：“那倒也是，总比在家强，在家只能靠那几分口粮田，现在虽说不收提留款了，粮食少了，连猪呀，鸡鸭鹅的都没粮食喂了。”
可能是因为受了冷遇，刚才问话的城里老太太有些愠怒，用极不友好地语气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到长三角、珠三角的工厂里打工呢？现在很多人都到那里打工呢，可以一年四季打到头。”
一个三十多岁的“拾花工”沮丧地说：“打工都要年轻的、识字断字的，我们这些人年龄都大了，又不识字，到那边找不到工作。我前年去过深圳，那年我都３０岁了，又不识字，好说歹说也没进得了厂，只好又回来了。”
我不由自主地和丽娟对视一眼，暗自庆幸：“还好我还年轻，也还识字。否则，说不定也要去新疆拾棉花呢。”但进工厂打工，会不会就比到新疆拾棉花轻松呢？这个问题困绕了我很久，直至想到昏昏欲睡，连那些“拾棉工”什么时候下车的我都不知道。
睡了吃，吃了睡，火车上又挤又脏，连上一个厕所都象打仗一样，不停地越过一个个人，洗脸涮牙更不可能。就这样，在火车上颠簸了两天两夜，好不容易到了广州站，我和丽娟的双腿都浮肿、麻木了，乍一站起来，差点儿摔倒。扶着墙站了很久，才勉强可以行走。
我们来之前，丽娟打了陈刚的科机，但陈刚加班，没时间接我们，只是给我们指了行走路线。他让我们直接从广州坐车到ＨＭ镇下车，然后坐大巴就可以直达他打工的“金秋”厂所在地了。他还叮嘱我们一定要到火车站旁边的省汽车站坐车，虽然在省汽车站坐车要５０块钱，但很安全。可我和丽娟一走出广州火车站我们就傻眼了，到处都是车是人，我们根本不知道哪里是省汽车站啊。
就在我们一筹莫展之际，忽然看到前边的马路上有许多到的大巴。其中有两辆大马上还印着“武警体育学院”等等这些让人放心的字样。我们赶忙跑过去，一问价钱，只要２５块就行了，比陈刚说的价钱整整便宜了一半。我们觉得好划算，但想起陈刚的再三吩咐，还是有些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