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渔阳鼙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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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的华清宫，跟往年并没有太多不同。皇帝照例在十月份就来到骊山，跟他心爱的女人鸳鸯戏水。七十一岁的他对帝国的政务越来越没兴趣，反应也越来越迟钝，以至于安禄山起兵的情报传来时，他竟然只是草草看了一眼，就满不在乎地放在一边，然后笑呵呵地对杨玉环说：爱妃呀，又有人告你那个禄儿谋反了。[93]
贵妃娘娘大约也只是嫣然一笑。他们都没想到，那渔阳敲响的鼙鼓（鼙读如皮）竟会“惊破《霓裳羽衣曲》”。[94]
鼙鼓就是军中的小鼓，渔阳则是现在的天津蓟县（蓟读如纪），因县城在渔山之南而得名。玄宗一直认为，安禄山驻军此地，是为了替他看守帝国的北大门，对付那些不安分的契丹和奚族，哪想到这家伙竟会调转枪头呢？
实际上，安禄山早就利用“双料胡人”的身份，集结起自己的武装力量。核心当然是他的本族粟特。粟特跟当时的阿拉伯人一样，也是游牧商贸民族，只不过信仰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他们长期在大唐帝国各地经商，积累起来的财富则源源不断地流向柳城大本营，也流向安禄山的库房。
这并不奇怪。我们知道，安禄山的本名轧荦山在粟特语中就是光明，也是琐罗亚斯德教崇拜的光明之神。把神赐的财富献给神之子，靠商贸将散居的粟特人凝聚起来，都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甚至顺理成章。[95]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安禄山长袖善舞。
财大气粗的安禄山甚至拥有一支八千人的敢死队，由契丹和奚族的战士组成，号称“曳落河”，意为壮士。至于他的亲兵部队，则全部是英勇善战以一当十的家奴。[96]
这些情况，唐玄宗和杨国忠都一无所知。要知道，就在安禄山回到范阳一个月后，他还上奏朝廷，声称俘虏了奚王李日越。他的敢死队，怎么会是契丹和奚族人？[97]
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被安禄山骗了。
没错，契丹和奚族曾经是帝国的边患，但他们早就不再与大唐为敌，只想安安生生在自己的地盘上过日子。安禄山却不肯消停。作为被唐玄宗信任、杨国忠猜忌的边将，他必须制造危机四伏的假象，也必须创造克敌制胜的战功。
结果是什么呢？是一起又一起的谋杀案。那些对安禄山充满信任的契丹和奚族部落酋长，毫无防范地被这家伙以请客吃饭为名诱杀，其部下则被安禄山收为养子。这些勇敢而单纯的人被告知，安禄山这样做，完全是奉朝廷之命不得已而为之，所有的账都应该向大唐清算。[98]
呵呵，军功就这样建立，仇恨就这样制造，对手就这样消灭，力量就这样壮大。安禄山一箭四雕。
因此，当这个经纪商出身的节度使，决定以此为资本做一笔大买卖时，他很轻易地就组建起以通古斯系少数民族为主的多民族混编部队，号称二十万（实际十五万），以“剿灭国贼杨国忠”为名在华北地区举起叛旗。
这一天，是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九日。[99]
叛乱是精心策划的。因为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誓师的第二天，北京（今山西太原）副留守就成了叛军的俘虏。可见这伙人是在按计划展开行动，包括让朝廷误以为他们要沿着当年李渊的路线，从太原直取关中。
唐玄宗却要到七天以后才相信这一事实，杨国忠更是为自己的判断被证实而扬扬得意。他对皇帝说：叛乱的只有安禄山一个人，其他人不会响应。过不了几天，这家伙的脑袋就会被送到行宫，兵不血刃而叛乱可平。
群臣面面相觑，玄宗却很以为然。[100]
不能说杨国忠全无道理，因为武则天时代徐敬业谋反的结果就是如此。然而这一次的情况却如下表所示，帝国的政府军根本抵挡不住安禄山的凌厉攻势。从范阳起兵，到洛阳沦陷，竟然只有短短三十四天。难怪安禄山会好奇：杨国忠的脑袋为什么迟迟还没有送来？[101]
作为替罪羊而被杀的，是高仙芝和封常清。
高丽族裔的高仙芝是帝国名将，也是大唐盛极而衰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的故事以后还要讲到。封常清则是高仙芝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人，时任安西节度使。他对当时形势的估计跟杨国忠如出一辙，而且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声称将逆胡之首献于阙下，简直就指日可待。[102]
玄宗皇帝转忧为喜。他调兵遣将，在半个多月内设下三道防线。第一道，河南节度使张介然率军一万守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第二道，封常清作为新任范阳、平卢节度使守洛阳，就地募兵六万；第三道，高仙芝以兵马副元帅身份守陕郡（今河南省陕县），兵力五万。有此三道防线，又有两位亲密战友并肩作战，安禄山似乎不足为虑。[103]
然而高仙芝在十二月初一刚刚离开长安，初五那天陈留就失守了。奔赴洛阳的封常清也发现，那些临时招募的兵勇根本挡不住久经沙场训练有素的叛军。浴血奋战的封常清五战五败，力不能支，东都洛阳终于沦陷。[104]
屡战屡败的封常清只好西奔陕郡，高仙芝也采纳了他的建议退守潼关。这是正确的选择。因为陕郡无险可守，潼关则并无重兵。如果叛军拿下或绕过陕郡直取潼关，帝国的东大门就会被他们打开，首都长安就会危如累卵。
唐玄宗却把高仙芝和封常清杀了。
已经很难判断皇帝当时的心理，只知道封常清兵败之后三次派人报告战况，玄宗都拒不接见；自己想亲赴长安面陈利害方略，走到渭南也被挡回。相反，一个小人的谗言玄宗倒是全听进去了，尽管那家伙无德无能也不会打仗。[105]
小人叫边令诚，是皇帝派到高仙芝身边监军的宦官。监军制度古已有之，宦官监军却是唐玄宗的发明。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会出此昏招，结果却不难想象：不懂军事的边令诚颐指气使，身经百战的高仙芝则嗤之以鼻。那个以皇帝为后台的家伙向高仙芝索贿，当然也不可能得到响应。[106]
边令诚怀恨在心，封常清的战败和高仙芝的转移则给了他打击报复的口实。洛阳沦陷六天之后，已经被免去职务的封常清又被边令诚奉玄宗之命斩于潼关军中。临刑前，封常清交出了早就写好的遗表，文中希望皇帝不要轻敌，盼望朝廷早日平叛。拳拳报国之心，可谓跃然纸上。
封常清被杀后，边令诚又奉命来杀高仙芝。高仙芝悲愤满腔地对边令诚说：遇敌而退，我死有余辜。但，以贪污军粮军饷为罪名，这是诬陷。上有天，下有地，三军将士个个都在，足下莫非真不知道我高仙芝有没有贪腐罪？
边令诚不回答。
高仙芝便对部下说：弟兄们，我把大家召来，原本是要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现在却只想讨句公道话。如果我真的贪污了诸位的粮饷，就喊有罪；没有，请喊声冤枉。
结果，三军将士齐呼冤枉，吼声震地。[107]
此案影响长远。就唐代而言，它开启了宦官干政左右朝局的祸端。就历史而言，同样的错误明代还要再犯。这就不能不做出深刻检讨，但也只能留待将来。因为宦官之祸要到明代才登峰造极，才真正令人发指。
唐玄宗却一点都没发现错了。照理说，他应该知道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何况被杀的还是既忠心耿耿又英勇善战的名将！他也应该知道，如果不是高仙芝采纳封常清的建议退守潼关，自己根本就不可能稳坐在长安。现在，大敌当前而长城自毁，他又靠谁去抵挡来势汹汹的安禄山？
皇帝想到了哥舒翰。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的华清宫，跟往年并没有太多不同。皇帝照例在十月份就来到骊山，跟他心爱的女人鸳鸯戏水。七十一岁的他对帝国的政务越来越没兴趣，反应也越来越迟钝，以至于安禄山起兵的情报传来时，他竟然只是草草看了一眼，就满不在乎地放在一边，然后笑呵呵地对杨玉环说：爱妃呀，又有人告你那个禄儿谋反了。[93]
贵妃娘娘大约也只是嫣然一笑。他们都没想到，那渔阳敲响的鼙鼓（鼙读如皮）竟会“惊破《霓裳羽衣曲》”。[94]
鼙鼓就是军中的小鼓，渔阳则是现在的天津蓟县（蓟读如纪），因县城在渔山之南而得名。玄宗一直认为，安禄山驻军此地，是为了替他看守帝国的北大门，对付那些不安分的契丹和奚族，哪想到这家伙竟会调转枪头呢？
实际上，安禄山早就利用“双料胡人”的身份，集结起自己的武装力量。核心当然是他的本族粟特。粟特跟当时的阿拉伯人一样，也是游牧商贸民族，只不过信仰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他们长期在大唐帝国各地经商，积累起来的财富则源源不断地流向柳城大本营，也流向安禄山的库房。
这并不奇怪。我们知道，安禄山的本名轧荦山在粟特语中就是光明，也是琐罗亚斯德教崇拜的光明之神。把神赐的财富献给神之子，靠商贸将散居的粟特人凝聚起来，都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甚至顺理成章。[95]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安禄山长袖善舞。
财大气粗的安禄山甚至拥有一支八千人的敢死队，由契丹和奚族的战士组成，号称“曳落河”，意为壮士。至于他的亲兵部队，则全部是英勇善战以一当十的家奴。[96]
这些情况，唐玄宗和杨国忠都一无所知。要知道，就在安禄山回到范阳一个月后，他还上奏朝廷，声称俘虏了奚王李日越。他的敢死队，怎么会是契丹和奚族人？[97]
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被安禄山骗了。
没错，契丹和奚族曾经是帝国的边患，但他们早就不再与大唐为敌，只想安安生生在自己的地盘上过日子。安禄山却不肯消停。作为被唐玄宗信任、杨国忠猜忌的边将，他必须制造危机四伏的假象，也必须创造克敌制胜的战功。
结果是什么呢？是一起又一起的谋杀案。那些对安禄山充满信任的契丹和奚族部落酋长，毫无防范地被这家伙以请客吃饭为名诱杀，其部下则被安禄山收为养子。这些勇敢而单纯的人被告知，安禄山这样做，完全是奉朝廷之命不得已而为之，所有的账都应该向大唐清算。[98]
呵呵，军功就这样建立，仇恨就这样制造，对手就这样消灭，力量就这样壮大。安禄山一箭四雕。
因此，当这个经纪商出身的节度使，决定以此为资本做一笔大买卖时，他很轻易地就组建起以通古斯系少数民族为主的多民族混编部队，号称二十万（实际十五万），以“剿灭国贼杨国忠”为名在华北地区举起叛旗。
这一天，是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九日。[99]
叛乱是精心策划的。因为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誓师的第二天，北京（今山西太原）副留守就成了叛军的俘虏。可见这伙人是在按计划展开行动，包括让朝廷误以为他们要沿着当年李渊的路线，从太原直取关中。
唐玄宗却要到七天以后才相信这一事实，杨国忠更是为自己的判断被证实而扬扬得意。他对皇帝说：叛乱的只有安禄山一个人，其他人不会响应。过不了几天，这家伙的脑袋就会被送到行宫，兵不血刃而叛乱可平。
群臣面面相觑，玄宗却很以为然。[100]
不能说杨国忠全无道理，因为武则天时代徐敬业谋反的结果就是如此。然而这一次的情况却如下表所示，帝国的政府军根本抵挡不住安禄山的凌厉攻势。从范阳起兵，到洛阳沦陷，竟然只有短短三十四天。难怪安禄山会好奇：杨国忠的脑袋为什么迟迟还没有送来？[101]
作为替罪羊而被杀的，是高仙芝和封常清。
高丽族裔的高仙芝是帝国名将，也是大唐盛极而衰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的故事以后还要讲到。封常清则是高仙芝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人，时任安西节度使。他对当时形势的估计跟杨国忠如出一辙，而且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声称将逆胡之首献于阙下，简直就指日可待。[102]
玄宗皇帝转忧为喜。他调兵遣将，在半个多月内设下三道防线。第一道，河南节度使张介然率军一万守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第二道，封常清作为新任范阳、平卢节度使守洛阳，就地募兵六万；第三道，高仙芝以兵马副元帅身份守陕郡（今河南省陕县），兵力五万。有此三道防线，又有两位亲密战友并肩作战，安禄山似乎不足为虑。[103]
然而高仙芝在十二月初一刚刚离开长安，初五那天陈留就失守了。奔赴洛阳的封常清也发现，那些临时招募的兵勇根本挡不住久经沙场训练有素的叛军。浴血奋战的封常清五战五败，力不能支，东都洛阳终于沦陷。[104]
屡战屡败的封常清只好西奔陕郡，高仙芝也采纳了他的建议退守潼关。这是正确的选择。因为陕郡无险可守，潼关则并无重兵。如果叛军拿下或绕过陕郡直取潼关，帝国的东大门就会被他们打开，首都长安就会危如累卵。
唐玄宗却把高仙芝和封常清杀了。
已经很难判断皇帝当时的心理，只知道封常清兵败之后三次派人报告战况，玄宗都拒不接见；自己想亲赴长安面陈利害方略，走到渭南也被挡回。相反，一个小人的谗言玄宗倒是全听进去了，尽管那家伙无德无能也不会打仗。[105]
小人叫边令诚，是皇帝派到高仙芝身边监军的宦官。监军制度古已有之，宦官监军却是唐玄宗的发明。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会出此昏招，结果却不难想象：不懂军事的边令诚颐指气使，身经百战的高仙芝则嗤之以鼻。那个以皇帝为后台的家伙向高仙芝索贿，当然也不可能得到响应。[106]
边令诚怀恨在心，封常清的战败和高仙芝的转移则给了他打击报复的口实。洛阳沦陷六天之后，已经被免去职务的封常清又被边令诚奉玄宗之命斩于潼关军中。临刑前，封常清交出了早就写好的遗表，文中希望皇帝不要轻敌，盼望朝廷早日平叛。拳拳报国之心，可谓跃然纸上。
封常清被杀后，边令诚又奉命来杀高仙芝。高仙芝悲愤满腔地对边令诚说：遇敌而退，我死有余辜。但，以贪污军粮军饷为罪名，这是诬陷。上有天，下有地，三军将士个个都在，足下莫非真不知道我高仙芝有没有贪腐罪？
边令诚不回答。
高仙芝便对部下说：弟兄们，我把大家召来，原本是要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现在却只想讨句公道话。如果我真的贪污了诸位的粮饷，就喊有罪；没有，请喊声冤枉。
结果，三军将士齐呼冤枉，吼声震地。[107]
此案影响长远。就唐代而言，它开启了宦官干政左右朝局的祸端。就历史而言，同样的错误明代还要再犯。这就不能不做出深刻检讨，但也只能留待将来。因为宦官之祸要到明代才登峰造极，才真正令人发指。
唐玄宗却一点都没发现错了。照理说，他应该知道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何况被杀的还是既忠心耿耿又英勇善战的名将！他也应该知道，如果不是高仙芝采纳封常清的建议退守潼关，自己根本就不可能稳坐在长安。现在，大敌当前而长城自毁，他又靠谁去抵挡来势汹汹的安禄山？
皇帝想到了哥舒翰。